《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》:美国官如何讲政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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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一本书,又或一本书的作者结缘,往往出于偶然。2010年,我翻译了《九人:美国最高法院风云》一书,引起不少读者对当代美国最高法院的关注。书中对司法政治及官之间意识形态之争的描述,颇令一些向往美式司法独立的国人震撼。译罢此书,我本人也心存疑问,因为《九人》毕竟是《纽约客》专栏作家杰弗里图宾的作品,作者虽握有“独家猛料”,但总归是外部人视角。我很想知道,斯蒂芬·布雷耶九位官会怎么看待此书,是否认同“司法政治化”的说法。凑巧的是,2010年11月,我在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榜单上看到了《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》一书,作者正是美国现任官斯蒂芬布雷耶。

最高法院官著书立说,点评个案,批评同事,在任何国家都不多见。而布雷耶不但这么做了,还成功让这本书进入公共阅读领域,受到市场肯定,委实不易。

在美国,布雷耶是位非常特别的官。每年年初,美国总统会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说,总结内外形势,畅谈执政方针。两院议员、内阁高官、联邦法官、军队高层皆会到场。许多官因为与时任总统政见不同,或者嫌麻烦、怕尴尬,对这类重大政治活动向来“能躲就躲”。只有布雷耶风雨无阻,从不缺席。在他看来,官出席这一场合,是一项“非常重要的举动”,因为这是联邦政府的一次集体亮相。人民会在现场看到总统、议员、内阁、军人,身着黑色法袍的法官当然不能缺位。法官的出现将表明,法院也是民主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记者曾问他:“哪怕在座的只有您一位法官,斯卡利亚您也会到场吗?”布雷耶回答:“对,即使只有我一个人,我也会坐在那里,证明司法机关不会缺席。”

有意思的是,在最高法院内部,布雷耶也是唯一一位在立法、行政、司法三个分支都担任过公职的官。他在司法部负责过反托拉斯事务,担任过“水门事件”特别助理检察官,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当过首席法律顾问,还曾是第一巡回上诉法院首席法官。此外,他还在哈佛法学院教过书,写过许多有分量的学术著作,如《规制及其改革》、《打破恶性循环》等。业余时间,他喜欢藏书、骑车,对建筑学颇有研究,甚至参与设计波士顿联邦法院大楼,被称为“最有智慧的官”。

司法理念上,布雷耶倾向自由派。他支持种族平权措施,赞同严格限制死刑,注重刑事被告人权益,认为应当将妇女堕胎权纳入宪法隐私权范畴。但在处理具体个案时,他并不纯粹以意识形态划线,反而格外注重案件事实之间的差异,试图结合个案情形,寻找最佳处理方案。

布雷耶非常在意自己的法官身份,即使不开庭,也常身披法袍在办公室工作。别人问他这么做的原因,他会笑着说:“穿上法袍就与政治绝缘了!”与其他同事不同的是,布雷耶对国会一直持信任、尊敬态度,认为他们是人民的代表,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,“始终在尽力做正确的事”。他承认,这是自己在那里工作时的真实体会,更是肺腑之言。有人甚至打趣说,在美国,如果还剩一个人相信国会那帮政客靠得住,他就是布雷耶官。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,布雷耶并不像传统自由派官那样,热衷于通过重要案件的判决,推动社会变革。在他看来,这些事应该交给人民用选票选出的国会议员来操心,法院最好不要越俎代庖,动辄推翻立法。

布雷耶思想灵活、开放、务实,不大受传统教条和陈旧观念束缚,更注重解决现实问题。在2005年出版的《积极自由》(ActiveLiberty)一书中,他首次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宪法理念。“我们的宪法历史,”他写道,“追求的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政府,一个切实可行的民主政府,一个切实可行的民主政府对公民个人自由的切实保护。”有意思的是,《积极自由》中多次出现“切实可行”和“实用主义”二词。用布雷耶自己的话说,这是最能说明他的司法理念的两个词汇。

这本《积极自由》主要针对的是同事斯卡利亚官倡导的“宪法原旨主义”思想。这也是斯卡利亚一以贯之的司法理念,即:法官应当根据制宪者当年的立法意图,严格按照文本含义解释宪法,不必考虑时代、社会的变迁。不过,即使是斯卡利亚这样的原旨主义者,也并不反对社会进步。比如,他不反对性别平等,只是反对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条文中,直接推导出性别平等的含义。在他看来,与其从宪法里推导出超越制宪者原意的含义,还不如直接修宪。他曾在加州一次演讲中说:“如果现代人想宣布性别歧视违法,可以去找立法机关啊!”

布雷耶则认为现代人根本无法从宪法条文中,推测出制宪者们的想法,更别说了解他们会如何使用这些条文。但是法官可以结合立法意图与预期后果,灵活解释法律。如果像斯卡利亚那样解读宪法,审判席上坐的应该是九个历史学教授,而不是九位官,因为历史学家可能比法律人更擅长探究制宪者们当年的所思所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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